特稿 | 《歌手》与歌手的契约：希望你“第一次”或“再一次”被观众喜爱

似乎每一年《歌手》落幕之时，团队内部的变动、是否停播的传闻都在涌动，歌手、作品，以及关注这档节目的去留，一起构成《歌手》这个IP的全部价值。

文  |  渔火

张大大说，从幕后的光影中走到舞台最中央，大概需要十二三秒。在过去的6年、82集、678部作品里，有无数个歌手经历过这十二三秒，或紧张，或兴奋的开启来自己“第一次”或“再一次”被观众喜爱的过程。

歌手是什么？

在“歌王之争”的前面部分，节目罕见的播放了一个影片来回答“歌手是什么”，从《我是歌手》到《歌手》的五年间，不同歌手的选择、纠结、疲惫、生病的状态被集结在一起，像是一些穿越时空的声音在共同回答“音乐的意义”。

这个问题其实在《我是歌手》第一季的开场白就出现过，每位歌手被采访时听到这个问题时，都陷入了一种短暂的沉默。虽然当时的羽泉笑称“这个问题一定要好好回答”，但采访戛然而止，随之开始的中国综艺节目史上长达六年的音乐盛宴。

到今天，我才明白此处“留白”的深意，原来它是想用节目本身去回答，不需要人们去诉说什么，只需要去表演，去拼尽全力即可。

“只要你一直在创作你就会强，我还在走，虽然我已经年过半百，但还是有音乐本身的这种激情在。”老狼说。

“歌手是什么？”在总导演洪啸的心中这个普通的职业只是艺术领域的一个门类，并不高于其他行业。“《歌手》的初衷就是“把歌手还原成一个普通人”，他顿了顿，“这个普通人无非是在他所处领域有了那么一点匠心。”

同时，站在歌手的角度，“他们对于音乐的理解多是来自于对生活的感悟，相比于其他普通听众，歌手的生活触觉应该是更加敏锐和细致。”表达视野应该更偏向于艺术性。歌手把生活感悟和艺术创造力结合起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。

“比如有的歌手会选择代表他们民族的歌，有的歌手会选择当时组建乐队时的第一支歌，有的歌手会选择致敬偶像的歌……”洪啸说。喜好、态度、人格，都是歌手的一部分，继而成为音乐的一部分。

始于“竞技”，也忘我于竞技

我们的原则是不限定歌手自己选择歌曲，虽然节目组会给建议，但最后的决定权会最大限度的给到歌手自己。

在这个舞台上，歌手会完全不同于任何演唱会，或其他音乐节目中，会呈现出一种忘我、投入的态度。“这其实是从竞技的模式中来的。”洪啸觉得有比赛才会有压力，有压力才会及时的转化成这种忘我的表达。

湖南卫视在引进《我是歌手》之初，看重的便是它让功成名就的歌手相互之间竞技PK，韩红曾在节目里直接反问采访导演：“你们不是就想看一看，如果韩红她的名次靠后，甚至马上她就要被踢下去了，她会是怎样的表现吗？”

把“竞技”放在台面上，成了这档节目最大的锋芒，既光彩照人，又寒气凌冽。甚至节目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呈现歌手“为什么愿意来参加《歌手》”的心路历程，陈洁仪也曾说：“任何一门艺术，唱歌也好，跳舞也好，其实你不能够拿来比赛。”

歌手信准确地表达出这样一种模式的利弊，“通常这样一种高压有两种结果，一种是自暴自弃，一种是破茧成蝶、幻化而出。”

五年过去，到《歌手》第二季，社交媒体的发达让每一期节目的淘汰结果已经不是“最大的秘密”了，“观众也开始没那么关注结果，但不可忽略观众欣赏到的极致音乐表演，很大程度由这种模式推动。”洪啸说。

“一个普通人在比赛重压之下，能带来他们专业上的心诚之作。“但普通人要用情感去描摹才显得立体。“当下的比拼只是一时的结果，相比而言，我们更看重他的人生态度和音乐理念的表达，以及他们留下的作品是什么。”

从困境到自信

在今年《歌手》上线的第一周，最火的热搜词不是某位歌手，而成了“洪涛眼泪”。虽然从去年开始就已经不是总导演的洪涛，他的名字却与这档节目紧紧绑定在一起的。现在的总导演洪啸也一直表示，“洪涛老师一直是我们的灵魂人物。”

灵魂人物哭了，和《我是歌手》第一季的来势汹汹不同，五年后的《歌手》2018却以这样的煽情开场，“一直有人问这一季的歌手都有谁，只能说我尽力了，而且现在仍然没有放弃，没能邀请到网友心目中的歌手很抱歉。”洪涛说。

《歌手》收视率的逐年降低成了不少人认为这档节目衰败最重要的证据。在洪啸看来，这个模式可能已经进入观众的一个疲劳期。“如果有好的歌手加入的话，些许会好一点，但如果资源消耗得比较厉害的话，就会把这个模式的疲态表现得更加明显。”

即便是收视率上数值有所降低，但它依然在每年的第一季度让人们讨论歌手的作品，关注节目的去留。但同时，与人们讨论《歌手》的衰败相映成趣的是，《中国有嘻哈》《明日之子》《偶像练习生》等节目的兴起和火热反映的是整个电视生态的变化：观众的口味越来越细分和独特，在垂直领域品质还不错的作品都能热闹一番。

但《歌手》，包括《中国新歌声》一样，作为电视荧屏上最后辉煌过的节目，一方面选手嘉宾资源的逐渐匮乏让其越来越难做，另一方面，“面对全年龄层”的诉求，也让它们在观众审美更加差异化的环境下变得力不从心。

但是在这种困境的压力下，节目反而多了一份闲庭信步的自在。制作者和观众都有了这样一份默契：不再关注竞技结果，也不再唯收视率为主。大家都在看这首歌表达了什么，不同歌曲之间的碰撞又带来了什么。

华语乐坛的资源因为年年在做，可能没那么丰富了。“但同时也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。”洪啸说，新加坡、英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，哈萨克斯坦的歌手都来了，这也是我们的自信。

“音乐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在传递文化。”无论从制作的过程还是节目最后的呈现来看，创作者都在努力把节目的调性往文化上带。

“我们更希望是在这种碰撞下有一个文化的交流。歌王不歌王的，我觉得是凭现场的演唱水平决定的。”虽然《歌手》并没有官方的色彩，不少外籍歌手的加入和表现，始终代表着一种国家的“颜面”，这一点在茜拉和KZ谭定安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。

Jessie J说：“这三个月以来，我每周都会到这来，如今我与中国音乐的联系程度，已经比以前广博多了。我听到了多种层面，以及不同风格的中国音乐。”

《歌手》和那些歌手都是相互成就的。不管是早已功成名就的老唱将，还是即将崭露头角的新人，“其实他们如果能接受我们的邀约，相当于咱们彼此都给了一个机会。节目组也很想见证歌手第一次，或再一次的被观众喜爱。”洪啸说。

大众审美与所谓“高级”

歌手在舞台上，面对的是500位随机抽样的观众的检验。“不能简单地说，他唱熟歌就是在迎合观众，他唱小众的歌就是在引领观众。”

五年来，《歌手》在对音乐的塑造上，虽然导演说谈不上引领或迎合。但我觉得在它作为一档节目，出现在湖南卫视周末的晚八点或晚十点，它的大众传播意义绝对占了主流。在这个框架里再去看它的审美品相，无疑是“高级的”。

这种“高级”不是简单说民族的比流行的好，民谣的比摇滚的好之类……这种鄙视链本身就是一种偏见。而是说，《歌手》排除万难地去呈现各种音乐类型，因为它请到的歌手有实力去表达这种丰富性。

“腾格尔和霍尊，一个代表民族，一个代表古典的音乐；汪峰代表了当下的流行音乐，再加上Jessie J，等一些欧美的流行音乐”创作团队的这种多元性已经代表了一种胜利。

即使在受众最为广泛的流行乐内部，能明显地感受到《歌手》里的歌很少有“你说分开就分开”那种比较表面的抒情，而是把歌手生活态度、成长历史和人文艺术阅历中有着深刻影响的情感与思想，“个性”地表达出来。这就是高级。即使不少人吐槽“审美差”的张杰，但观众也能一眼认知“这就是张杰”。

虽然我们能够看到这几年《歌手》所做的一切创新，包括“帮帮唱”“踢馆赛”“逆战歌手”“歌手之家”“歌手互投”等都只能算作原版模式的小修小补。但重要的是我们能看到其可塑性和创造性不断扩展的可能。

“最重要的突破，还是音乐上的突破。”洪啸说。其实《歌手》走到最后，谁是歌王已经不重要了。要么是诞生第一位“90”后歌王，要么诞生第一位外籍歌王，这对观众来说都是新鲜的。但新鲜又怎么样，时间会忘记谁是歌王，但会记得APP里面那一个个让人单曲循环的歌单。

这几年来，《歌手》停播的声音和电视“衰败”的声音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。写了这么多电视评论，这几乎是唯一一档我能够带着观众视角去审视它的节目。六年来，每年都追着看，我甚至惯性的以为它一直这样。

直到我再次看到《我是歌手》第一季时，我会讶异于这档节目也不过才五年，变化也如此大。我不知道是《歌手》在影响着我们的审美，还是千千万万个观众在刺激着节目的变化。可能像总导演洪啸所说，“我们和观众更像是共同成长的。”

结尾吴梦知的文案依然动人，她说：“遗憾很多，骤雨疾风。但星辰、大地上，最敞亮的是，关于音乐，那结实的理想……”

我也最后问过洪啸，“有下一季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现在也回答不了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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